【新聞報導還可以有哪些可能性？】
文、攝影／廖芸婕
都聽說Svetlana Alexievich成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首位記者，也料到假惺惺的總統大選後，Lukashenko果真連任白俄羅斯總統、24年不離寶座。微雨的台北，A將離開台灣、飛回家鄉白俄羅斯。我忘不了某天晚上陪她爬上中正紀念堂84階主殿，雨絲中，總統府在遠方幽微地豎立著，視線清晰可俯瞰牌樓與自由廣場的高處，她忍不住詢問關於台灣這座島嶼，從時光倒流百年甚至更久前的故事，直至轉回今日、近年發生的一切。
A一面聽，一面用手抹著眼角。突然，神情有些緊張，伸手指向我頭頂上方，原來那兒有一架斗大的監視器：「我們在這裡聊這些，會不會讓妳有危險？」
鼻頭一酸，我忍不住擁抱她。眼前這位朋友，縱使已知台灣（時常表達羨慕）相對安全，卻依然擺脫不掉心中的恐懼。A和Svetlana同樣來自全歐洲最後一個獨裁國──白俄羅斯，當地朋友請求我「千萬不要上街頭，就算是採訪或旁觀！」那裡的電視新聞每天由Lukashenko臉孔作為開場，一天播4次，只有國營。在那個言論自由全球敬陪末座的國度，身陷囹圄、驅逐出境或人間消失的事件時有所聞。縱使街頭時有騷動，搔呀搔著一顆記者如我的心跳。
然而，只能選擇乖巧地坐在首都明斯克（Minsk）一間轉角咖啡屋，輕聲細語交談，聞其父親描繪1986年核災那片橘紅色天空蔓延、強制遷村後再也返回不了的家鄉，描繪那亦是Svetlana在台灣唯一出版中文譯作《車諾比的悲鳴》的場景。再以臥底調查之姿租車驅入災區，尋找那片靜謐大地中依然蟄居的倖存老居民。偶然在日月相處後的某一天，目睹其放下柴米油鹽菜園奶油的家務事後，突然顫抖地大哭不止，和妳娓娓往日歷歷如昨。
將近30年的光陰，一切以仔細平衡的秩序進行著，那是超越你我任何生命尺度的漫長，沈澱在表面的恬淡中，點點消磨著。某種角度來說，若非Svetlana作品中迸裂的力道，對這片國度僅是陌生好奇的我們，或許也不會被重擊入車諾比災區，完成《遙遠人聲》。
誰說，文學與報導的界線，勢必如雲泥一般壁壘分明？
Svetlana不是第一位、也不會是最後一位打破寫作型態疆界的人。尤其在不自由國度下，如同移動自由、言論自由受到高壓桎梏的環境，表達形式若存在有疆界，將侷限議題未來得以愈推愈遠的可能性。縱使Svetlana的某些作品，乾脆選擇將麥克風、筆交給每位受訪者，直接紀錄了受訪者多面向的情緒與神經質。
那是赤裸裸的真實，是骨感的寫實。於此同時，當全世界湧入Chernobyl烏克蘭廠區，參加全年開放的包團導覽行程、拍攝如出一轍的鮮黃色摩天輪、散落一地的防毒面具及洋娃娃；連記者都便宜行事地安排任導覽單位安排受訪者、廠區參訪時，Svetlana卻走向民間，將報導化為文學，將即使科學數據都不足盡信的「資訊」，化為更加綿長悠遠的「意義」。
這些作品為她帶來高風險，如同許多白俄人，再也難以輕易入境家鄉；而此同時，在國外獲得無數文學獎項的她，多年下來究竟如何心情？
三言兩語恐怕也難以道盡。然而Svetlana曾經說過：「我們還活在後蘇聯時代。」讓我想起鐵幕時代的東歐，動畫成為一件諷刺時事的利器，一座看似無害的堡壘、實則拳拳到肉、直指社會癥結。在那看似兒童熱愛的表達形式中，實則將每一位成人的滿腹辛酸一股腦抒發，打造了一段狂飆的黃金時期，成為流傳至今的作品。
因而，究竟是否存在絕對的事實與虛構？是否存在絕對的真誠與虛假？或者時間將會證明？即使在言論將對自由的時代及國度，爭奪話語權的遊戲依然時時上演。人類可以繼續煩惱下去，然而當動畫能夠成為寫實，當報導能夠結合文學，當一份作品能夠傳達的不只是是資訊及數據，還能傳達一種超越時空、普世共鳴、亙久流傳的意義，並映照出人之所以為人、而非機器，表達的形式將能更沒有侷限並充滿可能，為變動的時代永遠地記下不被抹滅的一筆。
（圖：攝於白俄羅斯與烏克蘭邊界，國土接壤處的公營牧場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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